在法学界，年过六十的著名法学家杜钢建教授曾经以“大胆论人权”著称。并以此入选“中国高层智囊名单”。
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在意识形态比较紧张的时候，杜钢建教授就在首都的中国人民大学，第一个倡言“在海外新儒家的基础上开出大陆新儒家”，并提出“儒家宪政”概念，不可谓不胆识超人，气贯长虹。而今，大陆新儒家学派已然成为学界一主流学派。
2009年后，杜钢建教授在湖南大学工作，频频就文明起源的主题发表观点，认为“世界文明起源于大湘西”，并断言古希腊人、罗马人、犹太人、日耳曼人等民族都是移民民族，其祖源可追溯到中国的大西南，源于古代中国的羌戎狄等族（杜教授专著《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》即将出版）。一时舆论哗然，国人震惊，这被认为是“对西方中心论的致命一击”。亦不可谓不胆识卓绝，一时无两。
杜教授关于文明起源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不少争议，但也得到了国内尤其是湖南湖北一些有志之士的热烈响应，拥有一批坚定而勇猛的拥趸。而且，分子人类学家、中南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黄石教授，也从基因学、人类进化角度对杜教授的观点予以了支持。黄石教授认为：现代人类起源于以湖南为中心的大西南。关于文明起源、人类起源这一主题，已经引起国人空前好奇，需要一批学者持续严谨地研究，杜教授的观点也还需要得到历史的考验。
为此，四维国学近日在长沙和府熬吧，专访了大陆新儒家的首倡者、世界新文明史观的开拓者杜钢建教授。
尹建华：“国学热”或儒学热由来已久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您觉得国学热的背景是什么？
杜钢建：国学热大的背景，同文化大革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。关于文革，按照当年中共中央做的《决定》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是文革对传统文化几乎是全面否定的，都把它作为“封资修”来看待！这是一个倡导国学复兴的背景，49年以后的背景。49年以前还有一个大的背景，就是“五四运动”以来向西方学习的热潮，各个学科都学西方，这是“全盘西化”思潮的背景。这两大背景，都是与传统文化冲突的，是反传统文化的。特别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，法治被破坏了，民主被破坏了，传统文化也被否定了，祖先祠堂被推到了，祖谱被烧掉了……
文革结束以后，大家冷静下来，开始思考传统文化——刚开始必然是少数人，“国学热”就是从这少数人当中开始兴起的。北大的汤一介先生他们比较早地开始了推动“国学”的演讲活动，就像今天我们在熬吧举行讲座一样。这种演讲多了以后，慢慢地就形成一种思潮。所以，“国学热”的大背景，恰恰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造成的！
尹建华：所谓“国学热”，就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“正常回归”？
杜钢建：是。而且，能不能“回归”，大家还觉得会很难。破坏一件事情很容易，十年文革就够了，但要回归，一百年都很难！严格说来，其实也“回归”不了了——祖谱烧了以后，还能回归吗？比如我这个年龄，在城里面三代以上，都找不到自己祖谱的谱编。还有很多实体文物，你破坏了就没了。
比如说，刚才我们讨论四川一个禹王时期的碑文，一百年前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到日本去的留学生，就是禹王碑家乡的人，他把这些没人认识的碑文拓下来后带到日本——四川那个禹王碑是禹王时期刻的，叫“盘古王表”。我刚才讲上古历史，古代大家都不怀疑历史上有个“盘古王表”。不光这个碑，禹王时期刻了很多碑，一路到埃及都有！禹王时期的“七大臣”，皋陶、杜子业等等，走遍了天下。所以《山海经》、《山海图》（那个时代的“世界地图”）是在那个时期基本定型的。刚才我说，明代以前的人，不会怀疑这些上古文明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古代一直有很多可以说明印证的材料，年代、姓名、帝王朝代的更迭等等都有材料证明。现在这些材料湮灭了，所以说，要“回归”，是回归不了了。但是，我们还是要逐渐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发展。
在国学复兴的过程中，我们法学界、国学界、史学界介入和讨论一些问题比较早，是在92年以前。我是在人民大学读的研究生，82年毕业的。我的老师辈们有几个老师真的不错，其中有个刘新教授，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和上古文明的政治思想、法律思想，认为都比西方的要早、要丰富，相信中国古代的历史——当然，他们那代学者也有他们的局限性。这些观点，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。
我82年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开始，就同我身边一批年纪比我大的专家打交道——我算是“出道”比较早的——大家就开始探讨这些问题，后来我又认为必须要认真的恢复传统文化。所以，我首先拿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作对比，做了一系列的中西比较。比较的过程中，自己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的文化一定是早于古希腊文化！也一定比古希腊更辉煌！——到我们现代，尤其五四以来都形成一个观念：认为西方有法治有民主，中国古代是没有法治、没有民主的。这都是问题！所以，我就最早在学界提出“儒家宪政”这个概念，也最早提出“大陆新儒家”这个概念。
这里也有一个政治背景，从八六年胡耀邦去职引发的学潮，到八九年的学潮。无论是闹学潮的也好、反学潮的也好，总体上讲，都没有真正站在中国传统的根基上来思考民族未来发展的走向。都向西方走，认为西方的好，没有思考我们的祖先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文化资源——首先是政治文化资源，法律文化资源。所以，我认为要挖掘政法文化资源，大陆需要一批如海外新儒家一样的人物——不一定人多，有三五个专家来推动，将来就一定能成气候！所以我就提出了“大陆新儒家”的概念。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反对，几乎是孤掌难鸣。包括吴光教授，他当时在浙江，也是不赞成的。
尹建华：就是说，在八十年代末就开始提大陆新儒家了？
杜钢建：是有这么早，这是与当时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，一场八六、一场八九——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，感觉就要回到源头去寻找、去思考中国的未来。
刚才提到吴光教授，我提“大陆新儒家”的时候，他是不赞成的。他后来搞“新儒学”、“新仁学”，也是我前期提到的。他手下有一个社会学所的所长叫杨建华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主编了一个杂志叫《当代学术信息》，他对我的有些文章也不理解。但他知道，杜钢建讲的，是杜钢建认真思考过的，不会是胡乱说的，所以他认为可以发表宣传。那时几乎每期都有我的文章，有时一期两篇。我的那篇《新儒家在大陆的发展前景》，八九以后写好不能发表，95年才发表在《当代学术信息》。
他上面的领导吴光教授，老先生也很宽容。尽管早期反对，后来也接受了“大陆新儒家”这个提法。就像秋风一样，他们早期也不赞成。像天则所的盛洪，开始也不赞成。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布坎南去世，而2003年盛洪在《布坎南〈宪政经济学〉中文版序》中，特意提到我讲的“儒家宪政”。当年讨论宪政经济学的时候，所长是茅于轼，还不是盛洪，就请我去讲宪政问题。我就讲“中国儒家的宪政问题”，在座没有一个人赞成：儒家怎么能有宪政呢？儒家搞封建、搞专制、搞愚昧！
即使现在，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儒家缺乏宪政传统。所以我就一直讲，中国古代有宪法、有宪政！关于古代的宪法问题，我在宪法学界，都讲了快三十年了。因为我最早带研究生就是讲古代的法律问题。法治当中第一法就是“宪法”，公法中的第二法就是“行政法”，然后是“刑法”“民法”这些部门法。但是呢，大家都不相信！所以这就非常严重。这就让我感觉到非常需要一个“大陆新儒家”的团队。好在，很快蒋庆从社科院法学所毕业了，88年到了深圳工作了。他就在南方开始宣讲儒家、儒教，一进来就很快、很深，还很坚定！一个人到贵州阳明山搞书院。我调汕头大学当院长的时候，我还请他和夫人到汕大来，希望他半年在山上，半年在学校带研究生，带一批队伍出来。他住了几天回去后，考虑还是自由好——汕头大学虽然特殊，但还是有约束的。
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，我在人民大学的时候，有意识聚一批朋友推动大陆新儒家的思潮。有个朋友——就不讲名字了，他现在也是教授——也是跟我后面，因为他是我学生辈，也准备写文章。后来学校的领导找他谈话了，说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？意思就是不把他们那些老师辈放眼里了：你们就是正确的？我们都错了！？后来他就不敢写这方面的文章。当然，这也成为过去了。总之呢，在那么一个环境下，每个讲国学的人思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
我的思考角度，始终是关注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，她的未来走向的问题。我认为，就像一个人一样，一个民族、国家都有她的前世、今生和来世。我们这个民族的前世是什么？大家不清楚！上古的前世、中古的前世、近古的前世，大家都理解不一样。那么就应该恢复前世的真面目。至于今世，大家都熟悉，埋怨的有、欢喜的有，获利的有、失落的也有，各种心态的人都有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就像一个人一样，再苦难也是你这个民族的今生！日子要过好，文化要跟上。来世是什么？一定要研究方向，就是枕戈一直提倡的“大同世界”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来世，也是世界的来世。那“大同世界”和我们的前世有没有关系？太有关系了！
“三代以上，世界大同”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无论从地理学、地图学，你去查，还是从民族学，人类学，你去追踪，“三代以上，世界大同”，大同源于中国，然后走向世界！一点没问题！这点我坚信不移的。
尹建华：关于大陆新儒家的发展历程，不能不讲湖南人方克立老先生，他现在似乎成了“大陆新儒家”的反对派，但您讲过，在那个时代，方克立先生引进“海外新儒家”，是有巨大功劳的。能介绍下这个过程吗？
杜钢建：八九年以后，教育部在人民大学设立了一个“中心”，专门搜集全国的的文科研究动态。这个“中心”就办了一个内部的杂志。然后呢，我在八九年前后“鼓吹”大陆新儒家嘛，方克立先生在九零年有一篇文章，在内部宣讲和发表。同时他也很积极，给中央和教育部写信，说有一批学者用儒家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。
方克立先生其实在八九年以前贡献很大，在社科界研究海外新儒家，他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。《现代新儒家》的丛书就是他主编的，他在社科院是做研究生院院长，取得了一笔支持经费，有课题经费来推动海外新儒家的研究。
但是呢，八九以后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意识形态急剧向左转，经济也滑坡，一系列事情都受到影响。所以，八九以后邓小平就认真思考了两年嘛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九二年才有了“南巡讲话”。他发现一系列领域都在左转，方方面面都往左转下去，回到文革怎么办？这个左转的过程中，方克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学者。就说有人想倡导古代的什么儒家，反对马克思主义，给人扣了很多帽子，还给中央领导写信等等。这个过程我全都清楚。当然中央对这个问题还是保持比较冷静的态度。
当时还有人，主要以他的学生为首的，把法学界一系列右派学者列了一个名单。那时我在《中国法学》，他们要拿到《中国法学》来发表。当时主编是郭道晖，也是湖南人，他就说，小杜，你看这个文章能发表吗？我们俩研究以后——我们重要的文章都报党组，司法部党组，法学会党组——研究了以后就交给党组，党组讨论以后就说，这个文章不能发！——你司法部主导的刊物，文章一下子左到这种程度，全国法学界不就又来一次“文革”了吗？人家讨论的都是理论问题，权利本位论、义务本位论这些，你给他扣那么大政治帽子干什么？那法治还要发展吗？法学理论还能发展吗？——最后就这么压下了。
尹建华：那篇批判萧萐父、杨子彬、蒋庆和您等人的文章，《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》，96年正式发表在《高校理论战线》。正式发表以前，就已经“酝酿”很久了？
杜钢建：92年就有了，文章提到我但没提名字，说“北京高校的一个年轻教师”、“首都某大学的一位青年法学家”。这篇文章捅了好几年，批评了一批倡导新儒学的学者，矛头主要是针对武汉大学的肖萐父老师，《高校理论战线》后来给他发了，就是你提到的。
尹建华：那就是说，“大陆新儒家”至少在九二年就有这个说法，而且形成了书面文字？
杜钢建：是。但那时候还没有形成今天这样的大陆新儒家“阵营”，提“大陆新儒家”的就我一个人。兰州大学的杨子彬“公开揭举大陆新儒学的旗帜” ，我主张在“在海外新儒家的基础上开出大陆新儒家”，蒋庆在台湾的《鹅湖》杂志上提倡“以儒代马”，但他并没有提“大陆新儒家”，甚至自称是“老儒家”，以至于被人当作“儒教原教旨主义”的代表。“大陆新儒家”这个帽子后来被别的学者戴到蒋庆头上的，让人以为“大陆新儒家”就是从蒋庆开始的。
小平南巡讲话后的九五、九六年，我在天则所——就是茅于轼主持的那个，他在思想界比较独立的——讲儒家宪政的时候，那时秋风他们都还在研究西方经济学，根本就没有研究传统文化。很多现在叫儒家代表人物的，那个时候甚至在批儒家，小看儒家，笑话儒家。现在转过来了嘛，这就是进步，是好事。
今天我们看到，“大陆新儒家”可以说有阵营了。今天还不仅仅是“阵营”，我认为我们现在大陆很多党政干部已经是新儒家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儒家传统文化在十八大以后成为我们重要的理论资源，是中央竖的旗帜，是吧？然后，我的老家合肥，市委、市政府规定，每个干部要写家书——这就是传统做法！你不写家书？将来提干还要看你的家书写得好不好，都有考核的了。当然，我不赞成这样的考核。但是这就说明我们党政干部都是儒家嘛，都是“大陆新儒家”。
什么叫“大陆新儒家”？就是率先恢复传统文化！你恢复一部分也是啊。你不可能把它全部恢复起来，一个一个领域慢慢恢复啊。比如说九二年，中央六个部位下文，就是要求地方政府鼓励把祖谱编起来。你看看，九二年！小平南巡讲话以后，六个部委，发文要求回归传统文化，首先是续上祖谱。然后呢，这两年中央又开始强调“祠堂文化”。那么书院文化，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，也是慢慢地在恢复。所以我今年给自己定的任务就是：“百家书院”“千家祠堂”“万家祖谱”。我认为“大陆新儒家”走到这一步的时候——当然我们是自称“新儒家”，其实我现在对当年我提出的“大陆新儒家”已经不看重了。但是我认为，它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——
尹建华：你认为“大陆新儒家”在形成的过程中，有哪些节点性事件或者重要人物？
杜钢建：节点性的事件，首先就是方克立批判了四位学者，一个是萧萐父，一个是杨子彬老师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蒋庆。接着他又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蒋庆，而蒋庆是越批越勇嘛，所以我说蒋庆了不起就在这里。他是在政治高压下成长起来的，挺身而出倡导儒学，可以说是“铁肩担道义”的大家。后来有秋风，年轻，后来居上，一下子几本专著一出来，所以我一看，秋风，这就是一面旗帜，大陆新儒家的旗帜！其他还有陈明他们，搞《原道》那批。
但是呢，我看了一下大家的观点，每个人的主张都有问题，我都不完全赞成。蒋庆讲的儒教呢，是比较极端了一些，要把儒教变成国教等等——其实我们儒家成不了国教的。秋风呢，是在不断地一步一步研究，想跟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、社会改革相结合，比较中间一些，切合实际。陈明他们呢，基本都还在理论层面思考。我发现他们包括不少的学院派代表，觉得自己都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，其实他们还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根本影响！对自己的祖先的尊重都还没有真正达到，不相信中国古人！
我呢，应该说是比较彻底的恢复祖先文化的主张者，只能说主张者。就是说，我相信祖先不像今人这么容易造假，骗别人、骗后人，故意写假书写伪书。祖先是非常诚恳的，当然少不了有问题，这在史学界、学术界都少不了的。但我相信祖先的历史文化传承是真真实实的。伏羲朝有宪法，神农朝有宪法、黄帝朝有宪法，从颛顼、帝喾到尧舜禹夏商周都有宪法。
尹建华：您很早就首倡了儒家宪政，现在已经是学术界的显学了，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您的“儒家宪政”的立场？
杜钢建：“儒家宪政”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呢？上世纪末我在哈佛大学演讲，也讲“儒家宪政”。归结成五个字，就是“仁义礼智信”！这就是儒家的立场。
“儒家宪政”就是讲儒家重视法治，这就涉及到儒家的划分问题，是指孔子以前的儒家、孔子的儒家还是孔子以后的儒家？我认为，无论哪个阶段的儒家，包括秦汉的董仲舒，其实都是重视法治的儒家！谈到法治，那么一部很重要的法，国家的根本大法，你叫它“宪法”也好，“根本法”也好——叫什么法不重要，但大家都知道，只要国家存在，治理国家必要要有一部法律，它就是“宪法”嘛！至于后来的人说，《宪法》不写上“人权”二字不叫“宪法”，都是追随西方的语境。不写“人权”，不代表不保护民众利益啊！不代表不“以民为本”啊！无论哪个阶段的儒家，都强调“以民为本”啊！这就是儒家的基本立场。也是就我们今人讲的、我们执政党讲的“为人民服务”嘛！
这个儒家的基本立场，就是“儒家宪政”的宪法原则。宪法是一定要有原则的，没有原则不行，比如“为人民服务”——一个执政党，你的理论首先要正确，不能错！理论逻辑一错就麻烦了。为什么要否定文革呢？因为文革的理论逻辑错了！——人与人之间只有阶级斗争关系，六亲关系都不存在了，那哪行啊？所以不可能持久嘛。就是说，执政的理论基础要正确、要牢固。这个牢固来自于哪里？就是上古以来的历代政权的评价标准是什么？这就是儒家的标准：仁义礼智信。
这也是儒家宪政的核心价值、核心原则。然后，宪法还要有一些其他基本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就是“限权”，能够限制帝王的权力才叫宪法，能够限制政府的权力才能叫宪法。历代的“宪法”都是这样，首先要限制帝王的权力。古代的帝王并不都是专制独裁者，只有当民主、法治被破坏了，才会出现暴君——而我们的教科书常说，中国历史都是黑暗的了。其实那是我们的历史书写错了、历史老师讲错了！就把一个朝代最差的部分写出来了，认为那就是历史。八百年周朝的历史，你把幽王、厉王的历史讲得那么突出，一些朝代上千年稳定的繁荣你不谈，只讲末代王朝的专制，就不讲以前如何民主、如何法治了。所以呢，中国古代的法治传统它是存在的。
尹建华：您是说，“限权”是宪法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？
杜钢建：“限权”！限制官方权力、公共权力。还有一个原则是“保权”，保障民众的权益——古代没有用“人权”这个概念，但它要保障民众的权益。这就是“宪法”的根本，叫“治国”、叫“安民”，“宪法”不外乎这两大方面。“治国”的内容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立法、司法、行政等等，属于治国的内容和体系——为什么要这么多部门呢？就是让它们相互制约，有一定的限制，不能一个机构拥有所有的权力。这就是“宪法”最重要的一部分，我们今天的宪法也是这样。另一部分，就是要保障民众的利益。要“安民”，老百姓安定靠什么呢？他的利益，他的基本财产权要得到保障，基本的温饱要解决，弱势群体呢要让他们有依靠。所以，“鳏寡孤独”这些弱势群体，政府安排有大量财政来支持。甚至，这些支持力度之大，我们今人都想象不到！古人七十岁的时候，不吃肉食就不叫“吃饭”；不穿丝绸，就不叫“穿衣服”。对待七十岁以上的老人，这种生活保障，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种水平吗？做不到！
这可不是乱讲，我讲的每句话都有证据！比如，把商代的宪法带到今天北朝鲜的箕子，创立了“箕子朝鲜”。“箕子朝鲜”做到什么程度？七十岁以上的老人，一年有三个月，由国王出面用财政宴请大家，别的养老保障就不说了。可能你会说，啊？这种故事也有吗？有资料吗？你放心，我讲的都有资料！古人的财政投入不像现在，现在政府管的面太宽，不该管的事太多，大量财政没有用在社会福利上。古人当然也有他们的问题，他们的腐败主要体现在对宫殿投入的量太大。用于社会福利的也不少，是我们今人无法企望的！——你怀疑古代有这么好吗？其实就是“疑古”嘛！
我就说，过去两百年，是“疑古派”占领了我们整个舆论市场，这和他们接受的教育有关！其实我当年接受的也是这样的教育，只是后来比较早地反思这些问题。“疑古”，“疑”到古人的话、古人的制度，都不相信，甚至古人写的书是“伪书”等等。你看，民国后期到五六十年代，史学界很多专家讲，这是伪书那是伪书，后来考古界证明大量的都不是伪书！顾颉刚疑古是最典型的。比如胡适，你看他们晚年做什么？胡适跟国民党到了台湾，晚年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，你看他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中国古代文化！他和陈独秀两个人是一定要“打倒孔家店”的，把传统文化否定掉的。可是他们晚年如何呢？回归！不得不回归，不然连饭碗都没有了——只有研究这个才能在别人的大学里任教。比如早年反对传统文化的陈独秀，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后，在四川江津也开始自己的反思。
尹建华：就是说，宪法的核心原则“限权”和“保民”在儒家传统中一直就存在。
杜钢建：根深蒂固！当然每个时代的宪法都不一样嘛，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总有他的前世、今生和来世，民族的前世怎么会和今生完全一样呢？比如，你的前世，可能在秦朝出现过。但是今生呢，今天这个时代和前世肯定是不一样的，但还是你这个人！
尹建华：您的意思是，你相信人的“轮回转世”？
杜钢建：我相信轮回！我相信有神存在！是有神论者。我是佛教徒、道教徒，也是儒教徒，是“三教徒”。所以我是主张儒释道传统文化的“三教合一”，这在谁身上体现得最典型呢？就是六祖慧能！佛教传到中国，真正进行了宗教革命的，体现在六祖的《坛经》。《六祖坛经》的精神是什么？结合了最平实的儒家思想、道家思想，加原来的佛家思想。
所以我认为，下一步中华民族的来世怎么办？今生，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，但她的来世靠什么？靠六祖文化！靠儒释道三合一的文化！这就意味着对我们现有状况的挑战，包括现存很多意识形态都要进行挑战。比如有神没神？这就是一个大问题。
尹建华：“儒家宪政”除了以“仁义礼智信”为核心价值的“限权”、“保民”原则之外，还有没有更具体的说法？
杜钢建：现在宪法学界绝大多数人认为，“儒家宪政”是没有宪法的，宪法是从近代英美开始的。其实他们连西方古代宪法都忘了！古希腊的著作，你看修昔底德的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，希罗多德的的《历史》等等，包括古罗马的一些史学家、法学家，大量都是在讲他们的宪法。我们中国学者往往视而不见！说古代西方没有宪法。
进一步呢，就说中国古代更没有宪法了，全世界的宪法就是近代英国的不成文宪法、美国的成文宪法——只有中国学界在这么荒唐地讲！讲给日本人听，他们也不会这么认为的。日本说他们在隋唐时期就有全世界最早的宪法，而且用的就是“宪法”两个字，叫《宪法十七条》。派遣第一个遣隋团的就是圣德太子。圣德太子何许人？他的前世是在湖南南岳庙里做和尚，这一世投胎到日本后，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摄政王。他的姑姑，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女天皇，叫推古天皇，她自己不管理政务，交给她的侄子圣德太子来管理。圣德太子一掌权就写了一封公开信，不仅让政府体系的人知道，让社会上下的人都知道：我前世在南岳衡山，我今世在日本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传播佛教文化。所以要求天皇批准他，派一个遣隋团到中国——后来中国还派过一个回访的使团，不过史书上很少讲。从圣德太子开始，“宪法”有了，行政法也有了，叫《冠位十二阶》。
其实这都是学的隋唐时期中国的宪法文化。我八十年代在日本一个大学讲宪法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杜老师讲的宪法都是后来的，最早的宪法在我们日本。我一听，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于是，我就开始研究。果不其然，就是圣德太子的《宪法十七条》。但是我告诉他们，这十七条的每一条是如何从中国传到日本的。
什么叫“儒家宪政”呢，首先要有宪法，没宪法就谈不上宪政嘛。然后呢，我们讲宪法是动态的，有了宪法后，你总要实施啊。你实施的水平高，你宪政水平就高；实施的水平低，你宪政水平就差。比如说，今天有宪法，你问我们有没有“宪政”，我们当然有“宪政”，有大量的实施，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。只是说宪政水平的高低而已。也就是说，你宪法规定的落实程度如何而已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朝代的宪法，不外乎就是这样。要看到，古代在宪法实施的很多层面比今人做得好，比如说，中央政法委过去有一个文件规定，“法官判案不准引用宪法”，所以我们的宪政水平低。宪法水平当然也有问题，宪政水平就更低了，就是很多规定在法院无法实施。
尹建华：法官判案不能引用宪法？
杜钢建：这是内部的一个规定，所有的法官和检察官都知道的。这个规定就决定了我们的宪政水平不如古代！古代有什么，有司宪制度！“司法官”，我们知道有；“司宪官”呢，我们今人都忘了，包括法学界都忘了。中国古代可是有“司宪官”的——
就是法官判案要遵循宪法，一定要有一批专业的干部队伍围绕如何保障落实宪法做工作，要有“司宪官”，要有司宪制度，要有“大司宪”、“中司宪”、“小司宪”。比如现代韩国，就不象今天的中国这样迷信西方。同韩国的宪法学者一交流——都是顶级的宪法学者，宪法学会的会长、副会长——说你们中国大学里的学者都说全世界的司宪制度源于美国，就是“违宪审查制度”Constitutional Judicial Review System，就是宪法司法上的审查、解释，在韩国就简单称之为“司宪制”。他们说，你们中国人好奇怪，你们都忘了我们东方了，司宪制度源于我们韩国！
然后我就说，对不起，你们知道哪里来的吗？古代中国来的！韩国的司宪制度来自于中国唐朝龙朔年间（661年-663年）的司宪制度，然后我们拿这个历史同他们讲。比如说“道”这个制度，在唐代不是行政辖区，而是司法辖区，监督区。若干个州合起来，就是一个司法大区。假设我们现在搞司法改革，把湖南、湖北、广东合起来叫一个司法大区的话，就是唐代讲的“道”。这个“道”到了韩国就变成一个行政辖区，相当于一个省一样。韩国的历史都跟中国的历史分不开，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嘛。
我们自己倒给忘了，你一研究就知道，不光我们法学界，包括历史学界、考古学界都是“全盘西化”！还不是向西方学习，而是盲目崇拜西方！甚至相信一些西方人都不相信的东西。比如说我们法学界说，西方古代没有宪法，古希腊没有宪法，古罗马没有宪法等等。我到希腊、罗马考察的时候问他们，你们古代有宪法吗？他们说当然有啦！打开我们的史书，那么多史学家都讲了我们的宪法制度，包括亚里士多德都讲到过。治理一个国家，没有宪法如何治理嘛？
我们现在应该借鉴一些古代的经验！推动“儒家宪政”，就是要尊重我们祖先的经验。比如，首先要让宪法实施起来，法院审判案件能不引用宪法呢？只有中国现在有这个规定，不准依据宪法审判案件。这个必须要改变！否则你要宪法干什么？
不改变就意味着你的宪政水平低嘛！那我们就要始终不懈地提倡“儒家宪政”，督促它去改变嘛，不改变意味着你不尊重宪法嘛。至少你执政党要尊重宪法，现在有“宪法日”什么的，就在不断的改变进步。只是还不够嘛。现在大量的政府违宪的情况很多，那么谁来纠正？
不能引用宪法它不就存在违宪嘛。所以呢，要学习儒家宪政。我不是说了吗，中国学习儒家宪政至少还需要二十年。就是说这届班子，你真正想要宪法在日常生活中有权威还做不到，至少还需要二十年的传统文化的推动！慢慢让大家意识到“今不如古”——我们现在普遍都说“古不如今”，在我看来恰恰“今不如古”，很多领域“今不如古”！
尹建华：您研究文明起源的问题，中西文明，有它的源与流；也有人说，文明同源，同源而异流。您觉得中西文明的相同之处或差异，在哪里？
杜钢建：我年轻的时候就想找中西文明的差异，比如对比研究亚里士多德和孔子，想找出它们的差异。找差异的过程中就慢慢发现什么呢？89年以前基本上思路就清楚了，慢慢就发现，越往前越一致，几乎没有差异！
到后来才出现了差异，原因何在？我就要思考了。西方文化从哪里来的？因为我们研究西方，读古希腊古罗马的书嘛，发现西方是移民文化。我一到湖南来的时候，演讲时提到西方文化是移民文化，大家还不相信。那么移民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东方去的。东方哪里来的呢？西方都说是印度去的。在古希腊希罗多德时期呢，古希腊人对东方的认识就是印度，印度已经是极东地区了。就没有想到印度以东，还有这么大的国度存在。然后我就开始思考印度文化，思考过程中就发现，印度文化是从东边去的。东边，中国这么大，那么是北方还是南方呢？我没到湖南来以前，我就意识到是南方，但主体思想同我们大家接受的教育都一样，还是以为应该在北方。
到湖南之前，我在广东生活了六年，那时候就研究了南方的历史，根据广东的考古和其它的一些史料，慢慢的我就感觉到过去接受的教育有问题，“北方中心论”有问题！要打破“北方中心论”。“西方中心论”更有问题，什么都是西方的。古希腊文明太晚了，怎么可能它在前面呢？民主、法治的文明源头在哪里？就开始寻找。所以，就发现在大湘西这个地区。你问差异，差异都是后来华夏的各个民族到了西方以后，慢慢变迁形成的差异。
然后你只要翻一翻史书就知道，从盘古开天地以来，中国的历史有多么漫长悠久。盘古开天地到现在多少万年呢？史书上过去都有不同的记载，其中就有327万年的说法。在有巢氏之前，就是禹王石碑《盘古王表》里面就列出了五十多代帝王的姓氏，而且每代帝王都是很多年，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传承下来，然后才是有巢氏。之后再过多少代，才是燧人氏，之后才是伏羲朝。伏羲朝有五万年的历史，然后才有神农炎帝朝，之后到黄帝朝——现在一说黄帝以为是一个人，黄帝朝有十代皇帝呢。这个历史呢，古人都清楚——明代以前的古人。清朝以后，慢慢的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就出现了。因为明朝的时候有很多传教士到中国来了，慢慢的，西方的那些文化的亮点，器物的发达，政治如何法治民主等等，中国人一看，慢慢地接受西方，贬低祖先，不反思自己了。然后呢，中国再一落后，被西方打败——不想想什么原因被打败，就一切归咎于祖先。
所以，你说中西文明对比，西方的文明哪里来的？我们首先讲苏美尔文明，距今不到七千年！我到西方，就喜欢看它书店里的“世界史”——我二十多年前出国看到的世界史是什么呢？从时间上中国这脉文明大概可以排到第三位、第四位，后来排到第五位，越往后又排到第六位，甚至还排到古希腊之后了。那这不是开玩笑吗！古希腊最早的三大民族从哪里来的？都源于中国！然后呢，古希腊的文字在公元前九百多年才出现。这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都有研究的文章，在大同思想网都有，时间有限就不多讲了。西方文明源自中国，古希腊是这样，古罗马也是这样，古埃及是这样，两河流域的文明也是这样。
尹建华：那为什么经过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，到了近代我们的科学技术就落后了，然后就挨打了？
杜钢建：好！你讲到了科学技术落后了，其实不是这样！西方的文艺复兴哪里来的？大家忘了！我建议大家看两本书，是同一个作者写的，叫《1421：中国发现世界》《1434 ：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？》。《1421》，讲的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，中国人是如何发现新大陆的。《1434》讲当时的郑和舰队带着明朝的百科全书《永乐大典》送给了罗马教廷，罗马教廷召集了顶尖的科学家集中在意大利研究。几十年以后，各个学科突飞猛进。这批人成为文艺复兴的第一批启蒙者。所以欧洲的文艺复兴来自哪里？来自中国的百科全书《永乐大典》！
你说，这个观点应该不是主流观点，那什么叫主流呢？在我看来主流就是“西方中心论”嘛，直到今天我们的主流依然没有改变，都是西方中心论嘛。其实我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，你去看——又何止四大发明！多了去啦，整个几何、数学、天文学都源于中国！再一个，近代这一百多年大家为什么对传统文化这么反感呢？认为我们被打败的原因就是传统文化不好。其实，我们被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是我们的海军！清朝的海军如果能维持像明朝郑和舰队的规模，那小小的英国跑那么远，能登陆吗？你说那荷兰小国的海军能到这儿吗？八国联军算什么？海军没建设好！让他们登陆了，一鼓作气地。再加上我们内部的各种原因——大家早就想反清朝政权了，政权腐败民心散了、“官心”散了嘛。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。
反过头来，大家反而认为这个都是因为西方科技发达啦，大炮厉害啦——它那大炮从哪里来的？都是我们明朝的《永乐大典》告诉他们的！然后他们按照那个发明把炮又进一步改进……你看看我刚提到的那两本书，西方人写的，叫孟席斯，他原来是英国潜艇部队的海军中校，退役之后二十年研究这些问题，写了两本书，搜集有很多照片、地图等资料。在漫长的西方中世纪，西方哪有什么大炮？而中国火药火炮技术在宋元已经很发达，中国的古代科技已经奠定了西方近现代科技的基础。
尹建华：您的意思，这是“东学西渐”——
杜钢建：对！你说我们科技落后，其实我们不落后！关键是清朝入侵中原以后，把我们很多科学家打走了。当时元军进军中原，也是把我们很多的科学家打走了。一个国家的科学队伍稳定非常重要。后来我们的原子弹研制成功了，如果没有一批人从美国回来，没有一支坚守的科学家队伍，我们今天的科技水平能达到今天的水平？达不到嘛！
一个国家，你看她未来的发展，你要看她的团队，知识分子团队。
尹建华：杜老师，您常讲世界文明源于上古湖湘地区，也就是中国大西南地区。包括媒体讲的“湖南中心论”啊，已经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，能不能介绍一下？
杜钢建：在不同的时代，我们有不同的世界文明史观。比如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观，黄河中心论的中华史观。在西方崛起之前，其实没有西方中心论的；黄河中心论，其实也是近百年形成的。一种史观，往往会取代或推翻之前的主流史观。中国南方起源论，是新近形成的一种史观。
世界文明的起源，其实常常藏在史书的细节中，我们一般人不察觉而已。刚才讲中西文化历史交流，我讲一个很重要的细节。在公元前5世纪，也就是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，希罗多德写的《历史》中提到一个细节——这个历史学家很可爱，他听到别人讲口述的“事实”，尽管他不相信，但也还是把它记下来。他游历过很多地方，记了很多事情。其中有一次到了北方，再往北已经去不了了，有人说看到天上“下羽毛”，满天都是羽毛！希罗多德认为不可能是羽毛，但这个人说自己亲眼看到了，他就把它记录下来。他其实也不相信会是羽毛，显然，去过北方的人就会知道，很大的大雪看起来像羽毛。但这个人就说自己看到的是羽毛，他就把它记录下来，写下来留给后人去判断。
究竟是羽毛还是雪片？他留给谁来判断呢？杜钢建！目前为止只有杜钢建一个人解答了。为什么呢？早在希罗多德之前就有人记录了，谁呢？周穆王！到西方拜见西王母的时候。西王母就给他说，你离开王母国以后，你不要往西北走，有个地方满天下羽毛，很危险，千里都是羽毛，你进去以后出不来，迷路后会饿死在里面。周穆王根本不信，为什么呢？他带的军队多。他闯进去一看，真的满天都是羽毛！因为带着漫长的队伍所以不会迷路，然后回到了中原地区，把全国的军队都拉去了。拉去干什么？就是捡羽毛。一捆一捆，拉回中国。
“下羽毛”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那个地方呢，就是现在的北欧，在商朝、周朝的时候，北极燕鸥非常多。它每年会迁徙到南极，然后再回到北极地区换羽毛，一到冬天风一吹就是满天的羽毛——北极燕鸥换毛。
你说细节重要不重要？这个细节说明，周穆王拜见西王母是真实的故事。史学界否定说，这个是文学作品。保利集团在海外买回来一个鼎，是周穆王去世五十年以后做的青铜鼎，铭文就有周穆王的记载——这时史学界才开始反思，原来周穆王肯定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，有记载的，不是瞎说的。
西王母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！炎帝时期就有记载，炎帝的老师叫赤松子，在湖南茶陵；在湘西、湘东一带活动的赤松子的老师，就是西王母。西王母教他的一个绝招就是“服水玉”，“入火自烧”而不化——不怕烧，烧不死他。这种奇迹，当然是一种方技了，一种技能。黄帝也想拜见西王母，为了见西王母，在现在的南岳衡山上建道观，叫西华观。黄帝和蚩尤打仗的时候开始打不过蚩尤，求助西王母，西王母派她的一个徒弟“素女”给轩辕黄帝赐书和经文，让轩辕黄帝在两个山洞里分别修炼了六年，一个是崆峒山，一个是博望山。最后学会了这一套兵法等等，打败了蚩尤。黄帝以后的历代帝王，有不少人见过西王母，或者是帝王派的大臣。
尹建华：“湖南中心论”其实最早是湖南的学者周行易老师提出来的，因为他讲了一句话，“五千年前，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湖南”。杜老师您提出“日耳曼人源于上古湖湘地区”以后，别人就煞有介事地说“原来希特勒都是湖南人的后代”（众笑），结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。经过澎湃新闻网的渲染，这个“湖南中心论”开始为全国瞩目。然后，黄石教授就用“人类分子学”完善了“湖南中心论”——他认为，现代人类起源于以湖南为中心的大西南。如果我们把这些观点系统化，严谨化，“湖南中心论”是否成立的呢？
杜钢建：我不讲“湖南中心论”，我讲的是大湘西！
我讲“大湘西”，什么意思呢？在古代整个四川、贵州、广西到云南，作为一个行政辖区的时候，其政治中心在今天的湘西。比如说古桂国，八桂之国，大家一定以为“桂林”最重要，其实郴州的桂阳是广西的桂国的首都，然后呢整个古黔国（贵州简称黔）的中心在哪里呢？在今天的湖南黔阳。再比如说古苍梧国，整个四川地区都是苍梧国的管辖范围，古苍梧国的中心在今天的永州。我讲“大湘西”，是因为政治中心在现今的湖南，可是它的领域是整个大西南。所以呢，枕戈用“湖南中心论”来概括，我觉得也可以嘛。因为它的政治中心在这里。
尹建华：杜老师您是“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百位法学家”之一，这表明法学界是绝对认可您作为法学家的地位的。作为一个逻辑严谨的法学家，您为什么会对上古文明产生这么大兴趣，这么执着地追寻，去找证据、寻细节，来构建您的体系？
杜钢建：这不是为了要构建一个什么杜钢建体系，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。我是追溯人类法律文明的起源，古希腊我们知道它有法律文明，不只是中世纪以后——古希腊有些思考比中世纪以后的思考高明得多。古罗马也有——
现在很多所谓主流的法学界的学者是我的学生辈，你能够举出来的名字，很多都是我的学生辈，或者同学辈，我都很熟悉他们。古希腊的书，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书，他们不认真读，有的学者给学生列书单，还把它列进去，自己不读的书让学生看。亚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学》，实际上就是讲希腊几十个国家的宪法制度。所以，西方古代的法治文明的源头在希腊，而希腊文明来源于东方的中国。
“轴心时代”的古希腊同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状态比较接近。我们也是“黄金时期”嘛，只是比它略早一些，周朝是我们的黄金阶段，到大周朝衰落的时候，周边的方国都起来了。
往前追溯，就会发现周朝的法治文明来源于商朝，周武王灭商纣王以后，就让箕子把夏商两朝的宪法整理出来。然后箕子就要求带着五千人中国人到了朝鲜，建立了箕子朝鲜，然后呢，他的朋友召公还有周公，就开始制定周朝的宪法。所以周朝宪法的蓝本源于商朝，商朝宪法源于夏朝。那么，夏朝宪法哪里来的呢？你总要去追问嘛。比如我们夏朝最大的法律家，就是现在我们李氏的祖先皋陶。皋陶怎么来的？一定要问嘛。一追问，发现他和我们杜家的祖先杜子业一样是禹王的七大臣之一。
禹王时期的法治文明哪里来的？舜帝！舜帝以前，是尧帝——《尚书》里面第一篇就是“尧典”，再往前没有记载了。尧之前是帝喾，颛顼，少昊。少昊朝的法律文化又来自黄帝朝。随着马王堆考古《黄帝四经》的出现，慢慢发现黄帝朝的法律文化源自哪里呢？源于神农朝，八代神农七十二代炎帝（72代炎帝中至少有8代神农炎帝），再往前追溯你又发现，神农的法律文化来自伏羲朝宪法。伏羲朝宪法古代都有没人敢否定，叫做政典，所以上古时期的宪法，分别叫伏羲政典、神农政典、轩辕政典。
尹建华：您讲的这些上古王朝，史书上确实有记载，但距离我们太漫长了，这到底是一种神话塑造，还是有考古作为依据和支撑？
杜钢建：有，而且这些考古就集中爆发在最近几年。2015年永州道县的福岩洞，我们专门到洞里面去看。福岩洞考证出来的是距今8-12万年的现代人类，就是同我们今天人类的智商没什么区别了，是现代人。如果我们再问，8-12万年前，我们中国社会是什么时期？这种考古发现，在韩国、日本可是不得了的，马上各个学科都会跟上研究，可中国史学界没人给它解答！
因为我们的史学家疑古已经疑到认为8-12万年前中国是没有历史的！易中天都说华夏文明只有3700年的历史，5000年他都否定。那你说出现5000年以前的东西，他怎么解释？解释不了了嘛。史学界的大家都解释不了，没有人解释！你到网上查，8-12万年前是哪个社会时期？只有一个人就是杜钢建讲了：这是燧人朝时期！
其实古人早就讲了嘛，8-12万年前是燧人朝，不是杜钢建讲的。今人不相信它，明朝以前有很多文献、材料都讲到这些朝代的历史！伏羲朝是距今5万年，燧人朝、有巢氏分别有多少年，古人都讲了具体数字的。比如我讲，盘古到现在至少327万多年，具体多少有不同的说法，这也不是杜钢建说的数字，古人早就说了很多。我的文章和书引用的材料都有出处，不是我随便讲的嘛。今天我们疑古疑到不学古人的书了！
尹建华：近来，湖南怀化的高庙引起了文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，甚至有人就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湖南高庙，因为高庙的文物符号已经蕴含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元素了，高庙文化也被认为是伏羲文化。那边好像也超过五千年？
杜钢建：八千、九千年的也有，不同的文化层，那个文明就已经相当发达了。比如我说它是“白人”，与它那个长颅骨有关——因为我看了那个颅骨图片，是长颅，不是圆颅。还有白陶文化。而白陶文化就是西王母文化。西王母本身就是白人，犬戎族是人跟白狼生的后代。犬戎族是以白人为主的，当然后来也有一部分是黄种人——人种都有交叉，四色人种都源于大湘西地区。还有道县1万4千年到2万年以前的文化层，出了一个白陶器，我一看那个白陶就知道，那是西王母文化，白人文化！我到西方去看了整个古希腊考古挖出来的一系列的白陶器，那就是西王母时期的陶器，祭祀西王母的陶器。高庙这个考古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已经拥有高度文明了。
高庙在上个世纪末就开始发掘了，本世纪初也有大的发掘活动，是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。几十年了，还没有完全披露出来。
考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比如说柳江人（编者注：1958年发掘于广西柳州柳江县，铀系法测定距今6.7-22.7万年），七十年代以后每十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深度研究的过程。包括马王堆，持续研究，一般十年左右会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发布。中国的考古遗址保护还是有问题。像在意大利，考古遗址就保护得很好。一旦发现，国家出钱保护起来，就地建起“国家考古博物馆”——中国下一步也应该这样！所有的考古都不应该由地方垄断，更不应该是少数专家垄断！专家一垄断，五十年、六十年没有结论，专著写不出来，外界就不了解。这种状况在我们好多考古发掘研究中都存在。民国时期就发现的考古遗址，到今天都没有很好地展现给国民。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——国家应该建立考古博物馆。应该把所有的挖掘材料公布于世！
我不是讲湖南的问题，我在北方就发现很多这种情况。考古发现几十年了，不能陈列出来，这就是大问题啊。人家意大利一挖出来，赶快建博物馆，玻璃罩就罩上，有安全保障，你研究就研究，但绝对不给你拿走的。你看，马王堆一出来，把她移走了！你马王堆申请“非遗”也申请不了了。很简单，你应该在原址保护！——这是马王堆的一个悲剧。
尹建华：近年还有什么考古成果，支持您的理论体系？
杜钢建：比如说关于语言。否定夏朝的人，认为夏朝的语言文字没有考古支持。可是2006年广西平果县就考古发现了夏朝文字，干桑石刻文。最早的一批石刻文，其文化层比甲骨文还要早。研究以后，我认为它不应该是夏朝才有的，之前没有几千年是发展不出系统文字的。我一直跟踪研究，古希腊的文字，古罗马的文字，腓尼基字母等，结果发现西方几种文字的脉络都源于夏朝文字！意大利认为罗马人皇帝发明了几个自己的文字，希腊人发明了自己的几个文字，这些文字在夏朝石刻文中基本都有，个别没有的，我在古彝文中找到了。
彝族是从大湘西走出去的民族，也带走了文字。这些考古表明什么呢？夏朝有文字！夏朝的国都在哪里？——有人问你找到了夏朝的文字，有没有找到夏朝的国都呢？夏朝的第一国都在张家界崇山——我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。禹王的父亲被封在了崇山国，禹王接班以后在崇山开启的夏朝。它是这样一个历史。好，你问还有什么考古发现，在贵州的毕节，也有考古发现，都是17.8万年前的遗址了！我讲永州道县福岩洞8-12万年前的牙齿化石是燧人氏时期的，我还说过，如果继续在大湘西地区考古，一定会有超过十七八万年前的发现，我现在还这么说！再往前，我们有可能发现距今35万年前的现代人。
大湘西大有考古的空间。因为有巢氏第一代，距今在30万年前——有巢氏已经是现代人了，能够造房子了嘛，就是现代人。
尹建华：古人常说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您谈到文明起源的时候，会描绘出一个地理范畴，要熟知世界地理，比如您说“山海图”其实就是古代的世界地图。您也常谈到中国古代悠久的历法，这个和文明起源有什么关系？
杜钢建：我为什么要去研究上古文明呢？世界的法律、古代的法律都是这样，有几部公法是比较重要的，一部是宪法，国家要建立治理体系，要有国王、宰相等等，要有管理体系嘛等等，这是宪法的范畴。还有一部公法要研究，就是历法，天文历法，必须要国家颁布才能用嘛。
历法最早产生于什么时期？燧人氏的“挺木历法”，8-12万年前已经有考古印证了。在古代的湘西有一种树木，笔直的，非常高，用它来测日影，行刻度，于是建立了“挺木历法”。你想想看，这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。之后才有距今5万年以前的伏羲历法，太阳历。然后才有黄帝朝的黄帝历法等等。你看《汉书》里面讲到的，古代十一种历法也好，七种历法也好，都有不同的描述。
所以，如果我要把“挺木历法”讲好，一定要讲燧人朝是怎么一回事嘛。所以，我研究法律历史文化，就要拓展到相关领域。如果我不去研究，别人会讲，那个朝代都是神话，哪有你的法律历史文化啊？！如果你把夏朝否定了，你还怎么向学生讲“夏刑”、“夏法”啊？学生会说，杜老师，夏朝都没有，你讲什么夏朝法律？你看看，逼得我不得不这样去研究！所以，燧人朝要研究，伏羲朝要研究——我讲伏羲宪法，人们都说伏羲是神话人物，哪有伏羲宪法啊？有了这些研究成果，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，我是从研究法律文化追溯到文明起源的。
研究到这一步，今天我们可以给出一个解答了。为什么呢？刚才谈到，西方各国都有“巨石文化”，八千到一万年以前，都是用来观察太阳的。把天空分为360度，太阳每走一度要75年，观察一遍下来要将近5万年，三遍是十五万年，还得不到规律。西方学界就说这是外星人干的，其实呢，这是中国人干的！上古中国人走向世界各地，设了很多观察点，这叫“天脐文化”。到了这个点，就把它作为中心点，然后呢观察它的运行，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”——古人对地上所有的区划都有安排，对应了天上的二十八宿。比如湖南，我们在轸星和翼星之间，长沙叫“入轸十六度”等等，古人早就确定了，我们今人都把这些忘了。靠什么？靠上古观察天文得到的历法，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形成这种认识。——上古文明跟法律是这种关系。
有人说，这个杜钢建在帮助考古学界、历史学界做事，却不好好研究法律——他不懂嘛！他不知道我们法学有一个史学科，我三十多年研究的就是法史学，法律制度、法律思想都属于这个范畴。所以，“影响中国法制进程百位法学家”给我定的名称——每个人都有一个概括，表明他在这个领域的贡献——我的贡献就是最早提出“古代宪法与儒家宪政”。
尹建华：杜老师，我们知道，您是中共十六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，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直接参与设计者；您还推动儒家的“以民为本”理念写入了中共的一些政策文件中；在湖南，您推动“法治湖南”。您觉得您的新儒家思想可以和当下的政治改革怎样结合起来？或者说，新儒家思想怎样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体现其作用，即儒家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？
杜钢建：过去的事情发生很多，有的不值得再提。不过我可以讲一下，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怎么来的。03年的时候，我们接受了中宣部特别重大的委托项目，就是研究社会主义价值体系，一个是“价值体系”，一个是“保障机制”。一个是浙江社科界的朋友搞的，一个是广东那边承担的，最后我统筹，提交给中宣部。我本来是没兴趣参加的，后来一想，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传统文化纳入进去—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，应该是“仁义礼智信”，但你要把它分解成无论党员还是群众都容易接受的。后来中宣部提出了现在的十二个词二十四个单字这个体系。最早列的这两个课题都是我承担的。我认为这和传统文化的关联非常重大。
再有一个，中央政府曾经有下文，出现了“以民为本”四个字。当时刚出来的时候，有人讲“以民为本”这是儒家的提法，你共产党也提？媒体知道我起的作用嘛，马上《工人日报》就采访我，要我讲“以民为本”——因为我当时在国家行政学院工作，参与、推动一些研究课题。我想讲的是，现在大家都在倡导“大陆新儒家”，也认为我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个人物，当然其他人也是。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，我们湖南的“大陆新儒家”应该标榜什么？这是一个问题了。我又开始要推动一些事了。
我认为要真正恢复中华传统文化，一定要在法律上讲两个制度，一个是天神制度，一个是祖神制度。要祭天，要祭祖！我们的祖先是有神的，是留有信息的，灵体在不同空间还活着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大陆新儒家走到今天，别人可能不好说，我一个人先说，我认为要破除无神论，走向有神论！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未来。民族“今生”的基底要打牢，必须是“有神论”的。那这和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关系？做共产党员并不是说一定要无神论，“共产主义”理想是政治理想，不是宗教理想嘛。我认为共产党员可以信宗教，这就是我的理念。
尹建华：这跟当下中国的政策不一致啊？
杜钢建：我认为《党章》要修改！这很正常嘛。我们的《党章》的渊源来自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党，列宁在晚期对斯大林的倾向已经开始提出质疑了。列宁讲过，“唯物”“唯心”都不能把它绝对化，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论，不能轻信斯大林的意见。比如说习近平去年讲得很好，共产党员也要学习释迦牟尼佛祖，讲到了《心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等等，说这些都是正能量的经文。
我相信，十年以后，不要到二十年，这些观点又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认识！我共产党员一边干共产主义，一边我信仰一个宗教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信一个神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宗教要解决什么？要解决一个“来世”问题的。我们儒释道都要解决“来世”问题的。讲祖先，那是要有传承的，有“前世”，有“今生”，有“来世”的。而且今天物理学的研究，已经证明神是存在的。神的存在形式是“光体”，神的存在是在不同的空间。这么大一个执政党的理论，还要跟当前的科学理论对抗，你能抗多久啊？是不是？抗不久的。
共产党员可以不信神，但是你不能够不允许老百姓去信啊。而且老百姓信神有一个什么好处？社会稳定啊！你可以不谈党员的事，我就是党员，全国优秀党员！所以，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，必然走向堕落，民族整体道德水平必然是下降的。
但我不赞成“国教”，这是一个法律上的话题。法律上我们讲究“平等”，你国家不能提倡一种宗教而反对另一种宗教，不可以的。宗教信仰有民间的自由，你不要反对。实际上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就在做这种事情，比如说我们不允许“儒教”“道教”到我们西北地区去发展。有这个限制，实际上你就是在反对“儒教”“道教”了，这就导致伊斯兰教大发展——将来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将来这个地区肯定是要闹独立的！前苏联有车臣之鉴，背后就是伊斯兰文化造成的。
所以，要主张“宗教多元化”，当你压制一部分宗教的发展——当地的宗教可能你还压制不了——却打击了其它宗教发展，其实就是在支持当地宗教发展嘛。你国家“鼓励”伊斯兰教的发展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现在危机已经出现了，一个一个地区，一个一个村庄伊斯兰化。早上五点钟大喇叭就喊起来了，汉人也跟着在伊斯兰化、阿拉伯化。这是很危险的，所以我们法律上从来就讲，国家法律不能规定公民信什么、不信什么，宗教信仰有一个自选的“市场”，我们说的“思想市场”，要让公民自由选择。这才是正确的。
尹建华：就是说，您是认同宗教信仰的自由市场的发展，也就是思想自由的“市场经济”？
杜钢建：那当然啦！市场经济其实不是源于西方啊，我们今天都说学习西方市场经济，整个是不了解历史！我们的市场经济早在八千年前就有了，伏羲宪法、神农宪法、黄帝宪法，一路下来都规定了市场经济的内容。神农宪法中反对政府行为过度，反对政府的手伸得太长，其中讲管市场的行为不能过度，你要收人贿赂才准许进入这个市场，权力就会腐败嘛，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。大市场由政府管理，有政府搭建的服务平台，搭棚子下雨的时候不至于淋湿等等，神农宪法中都有这些规定的。所以你讲市场经济，古人就是这样的，有“市场思想”的。像中国古代的“出版自由”，顶多是事后的审查，哪有像今天的事先审查制啊？马克思就反对普鲁士新闻出版的事先审查制，我们今天还在施行。
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的话，首先要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发展，先信“祖”，所以我现在推动的就是“百家书院、千家祠堂、万家祖谱”。相信我们每个人是有祖先的，一查祖谱你就会发现——易中天的祖先夏代就有，他说没有夏朝，那是在否定自己祖先的历史！当你慢慢了解祖先的历史后你就会发现，原来我们的历史那么久远，我们的祖先那么伟大，甚至先夏时期，历史都那么辉煌。所以，就是要从推动传统文化复兴开始。
“天神”、“祖神”很重要。法律应该要保护，鼓励大家要有一个“三统论”，“天统、地统、人统”，也叫“三道论”，“天道、地道、人道”，家里面都应该有“天地君亲师”这样古代的牌位。你可以放其它的神像，但这个牌位要有。“君亲师”是什么，就是“天地人”中的“人”。而所有这些，与“天”有关。一定要相信，宇宙中的恒星是有它们的生命，它是另外一种形态但不是我们这种形态的生命。它有高度的思维能力，不用我们这种语言就能思考高度抽象的问题。
你要不相信这点，你科学就会落后。比如说美国的科技，我相信一定走在中国的前面，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在这个领域没有限制，这就是量子信息物理学。我们今天这几个人离开这里后，我们的信息永远都留下来了。他们相信这个理论，就开始在技术研究方面把这个信息提取出来——就是我们的前世，一万年以前，一千年以前，一百年以前，哪些人在这里呆过，是什么情况。一一都给你分析出来以后，那你中国的军事力量算什么？所有的军事导弹在哪里部署的，技术上它全能提取这些信息——人类社会都变了！
美国人现在在研究，中国科学家不可能研究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能研究呢，首先我们的指导思想，从小我们学习的，意识形态就限制了，没有“神”，你研究它干什么？没有“前世”，你研究它干什么？将来美国人对宇宙的生命体的研究，天体上的生命体的研究一定超过中国，因为它没有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障碍。我们能培养研究这些问题的科学家吗？培养不出来。
尹建华：您倡导信仰“天神”、“祖神”，以及推动“百家书院、千家祠堂、万家祖谱”这些文化工程。那准备具体怎么推动呢？
杜钢建：我讲的百家书院，是要解决书院进社区的问题。我发现太多的人，有抑郁症、精神病等等，原因是缺乏社区平台的交流。进入城市社区后，一个楼栋的人都不讲话，见面最多点点头，防贼一样地相互提防。结果社区里面的各种心理疾病太多了。大家需要一个交流的平台。西方现在的社区是靠教堂，我们的社区，古代有各种庙、观，现在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我建议用书院来代替，让大家有个交流平台，叫“百家书院”，一家书院带动十家祠堂，就有“千家祠堂”，一个祠堂带动十家“祖谱”，就是“万家祖谱”。
你说社区书院好推动，祠堂能不能在城市社区推动建设，其实祠堂是这样的：有的社区本身是乡村改造的，本身就有祠堂。广州花都区政府约我去考察，也是做一个报告。花都区现在有300多个祠堂了。长沙很多小区也是从乡村改造过来的，社区祠堂也会出现。但我更多的是强调“祠堂文化”，不一定在社区，而是在家里。你去看孙中山的故乡中山市，民国时期家庭的房子，一进门正厅就看到放着祖先的牌位，这就是祠堂文化，家庭祠堂嘛。不一定要搞一个公共的大地方，大家围在那里转就叫“祠堂文化”，每人家里祭祖先，这就是祠堂文化。
尹建华：非常感谢杜老师，今天对您的思想算是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了，这里也祝愿您“百家书院、千家祠堂、万家祖谱”的工作能够顺利推动。